愛國學生害國—五四運動不為人知的細節
劉大生/文
五四運動有個特點：不說細節。有位學者仔細研究了其中細節，得出教科書上永遠看不到，卻更接近真實的五四。
一、五四事實
（一）愛國學生也害國
許德珩回憶說：“隊伍到達趙家樓時，已是下午兩點多鐘。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，隊伍不得進去。我們於是變計，向軍警和和氣氣地講明來意說：‘我們是愛國學生，來這裡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，交換意見，要他愛中國。我們學生手無寸鐵，你們也是中國人，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？’我們做了很多說服工作，果然有效，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。”後來竟火燒趙家樓。東漢的大學生劉陶、北宋的大學生陳東、晚清的大學生康有為都領導過請願，都沒有幹過打人放火一類的事情。所以說，愛國學生也害國。
（二）賣國政府未賣國
都說五四請願是因政府賣國引起的，都說當時的政府是賣國政府。然而在事實上，五四時期的中國政府並沒有賣國。不僅如此，整個北洋政府其實都沒有賣過國。臺灣是清政府賣掉的，蒙古是蔣介石賣掉的，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大片國土是毛澤東扔掉的，日本應當向中國支付的巨額戰爭賠款是周恩來做人情拒絕掉的。五四時期的政府不僅沒有賣國，而且很愛國，有兩個表現：一是愛國土，二是愛國民。因為愛國土，而拒絕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。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。
敢在不平等條約面前拒絕簽字，是因為政府願意依靠民眾，至少是願意聽取民眾的呼聲。在是否簽署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與民眾合作，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。
6月24日，北京政府通電各省：“如保留實難辦到，只能簽字，……熟權利害，再四思維，如竟不簽字，則嗣後挽救惟難。”真是難得的政治透明度。
有一份資料這樣記載：6月28日，晚8點左右，徐世昌請請願代表進總統府對話。面對代表們的堅定和激情，徐世昌說：“政府當然接……接受民意，不……不簽字就是了。你們好好回去安心讀書吧！”代表們立即說：“大總統既然答應拒絕簽字，請立即擬好電文拍發出去。我們回去也好向同胞交待。”“徐世昌萬分無奈，不得不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，拍往巴黎，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、王正廷拒絕簽署巴黎和約。”徐世昌總統在為難之中，與請願民眾零距離接觸，傾聽請願民眾的意見，痛下決心答應“不簽字”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
（三）反動軍警不反動
6月5日晚，“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走了，當時拘禁在裡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，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。到了第二天，步兵統領衙門和員警所卻派人來道歉，他們才肯出來。還有拘禁在員警所和步兵衙門裡面的，他們請他們出來，而卻不肯，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，還是不肯。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：‘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，趕快上車吧！’”世界上有這樣的反動軍警嗎？
再看發生在武漢的故事：“聞文華于戳傷學生時，當場將四署巡警抓去二人，捆縛校內，經许家棚署長再四要求服禮，始行釋放。文華學生被捕二人，致激動學生公憤，全體將四署圍繞，勒令放回，许署長見勢趕緊釋放，一再賠禮，各生始散。”這樣的軍警反動嗎？
還是在武漢，“私立法政各生被捕至左旗營中，後旋由該七團三營營長賈萬興（河南人）出為接洽。略謂：諸位熱心愛國無不感佩，弊營兵士梭巡，原所以防奸人之滋事，奉令解散諸位之演講而已，實非敢擅於逮捕。今諸位既已至此，鄙人自當呈報團長，轉請督軍送諸位回校。於是乃一面諭令護兵優禮招待，一面置酒備飯自陪暢敘。各學員等亦將聯合會之宗旨及演講之要義，逐一詳告，飯後複令於樓上安置鋪盖，請事憩息。各學員又複逢人隨時演講，各軍士多被感動，均各摒息傾聽。” 這樣的軍警是反動軍警嗎？
再看看山東，12月，濟南軍警打傷學生，教師宣佈將要罷教，“反動當局迫於形勢，不得不予肇事人員以處分，給學生損失以一定賠償。”快達到現在美國的水準了，也能叫反動當局？
再看天津：“在端午節的下午，她們兩人（郭隆真、張若名）到監禁男代表的那邊，一同舉行娛樂和宴席。宴席前，一個代表提出要買酒，看守所長答復說這裡嚴禁任何人飲酒。他們發覺看守正在飲酒，就提出質問：‘不許任何人飲酒，為何允許看守犯所規？’弄得這個所長沒辦法，不一會兒，送來了他們要買的酒。”這樣講道理、通人情的警察也能叫反動警察嗎？
（四）大學校長不負責
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，5月8日向教育部遞交辭呈。教育部尚未來得及研究， 5月9日晨，他便離京出走。給北大師生留了個便條，說：“我倦矣！‘殺君馬者道旁兒。''‘民亦勞止，汔可小休''。我欲小休矣！北京大學校長之職，已正式辭去；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、各集會，自五月九日起，一切脫離關係。特此聲明，惟知我者諒之。”
“蔡先生去了以後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，為維持北京大學，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，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鬧下去，於是五四運動又重新緊張起來了。”
在蔡元培的影響下，大概11日，教育總長傅增湘未獲批准辭職離崗。13日，大學校長聯名遞交辭呈。醫專校長湯爾和、工專校長洪熔，未獲批准，在遞交辭呈的當天，即5月13日，正式離京赴津。
大學校長當然有權辭職，但是，辭呈尚未得到批准就急急忙忙離校出走，這不合法律原理，不合政治道德，古今中外未見先例。孔子、秦檜、朱熹都當過大學校長，他們幹過這種事情嗎？
未經批准就辭職，這是不負責任，這是擅離職守。這樣的大學校長能教出好學生來嗎？五四之後，中國的苦難愈加深重，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。
（五）文學領袖少思想
五四時期，文學家佔領了政治舞台，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。 李大釗、陳獨秀、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時期發表的文章，基本上都是一些口號，什麼“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”，什麼“試看將來的環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，什麼“打倒舊文化”，什麼“勞工神聖”，等等，沒有什麼思想，沒有多少理論深度。他們對世界歷史、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根本沒有做認真思考，僅僅從外國人那裡引進一些時髦的口號，就企圖指導中國的社會發展。
袁偉時說得好：“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大都是人文學者，既對現代政治理論缺乏全面系統的瞭解，亦缺駕馭實際政治鬥爭的經驗。因此，在他們的‘共同意見’中，把‘民眾運動’的作用估計過高，不適當地貶低了政黨政治的作用。陳獨秀則走得更遠，把立憲、政黨、議員、法律一概否定。”
二、五四精神
（一）流氓政治
請看許德珩的回憶：“‘我們是愛國學生，來這裡找曹總長談談國事，交換意見，要他愛中國。我們學生手無寸鐵，你們也是中國人，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？’我們做了很多工作，果然有效，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。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門禁閉，怎麼辦呢？我們還是用說服軍警的辦法，包圍他們。我們進一步用三四個人包圍一個軍警的方式，向他們說服，幾乎等於繳械。”
從羅章龍的回憶中也可以看出，他們的暴力行為是事前說好的。羅章龍說：“我們事先已經約定，不要打死人，因為打死人就不好辦了；不准侵犯婦女；不准乘機搶掠財物，這些群眾都自覺做到了。”
（二）法律上耍無賴
梁敬錞回憶說：“5月10日，許德珩等32人，全體同到地檢廳投案，檢察官開訊，先問何人主使，许答‘良心趨使。’檢察官問何人動手毆人，何人縱火焚屋，學生同答‘不知。’檢廳未能指出動手行兇之人，只得退庭，未予拘押。13日，各校學生，以全體3000人名義，具狀自行檢舉，承認公憤肇事，靜候法庭處分，檢廳無以應之。我經手之保釋工作，乃告段落。”
32人也好，3000人也好，沒有一個真正敢於負責人的人，假自首，真起哄，面對法律責任，其精神狀態不僅無賴，而且卑猥。
（三）法西斯傾向貫串始終
“在五四那天，曾經開了一個會，大家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，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，打了傅斯年一拳，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幹，自此以後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。因為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，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。”為什麼要拳打傅斯年呢？無非是有不同意見嘛，有不同意見就動拳頭，與軍閥有何區別？如果說這就是法西斯，那當然還不夠格。但是，說這暴露了學生身上的法西斯基因，也是說得通的。
下面的栽贓陷害就離法西斯不遠了，據記載：“當時章宗祥的病還沒有脫離危險期，時時有死耗之傳聞。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，在這個時間死了，他本來是有肺病的，在五四那一天，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，吐血加重，不久便死了。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，所以定下一個策略（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），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。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，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之弔祭，和挽章哀詞的追悼。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，當眾痛哭郭烈士。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，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，這是我們應該同情他。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，全國亦以烈士待之，多少未免有點滑稽。”
兩個月後發生在山東的《倡言報》事件，就完全屬於法西斯行徑了。有資料記載：山東《倡言報》唱反調，批評學生“狂熱”，7月21日上午9時，“濟南學、商、工、農及市民共約千餘人，在省議會召開各界聯合救國大會。會後，群眾齊奔《倡言報》館，將其主編、經理等一一縛住，背插亡命旗，上書‘倡言報館賣國賊 ×××’，遊街示眾。此後，濟南戒嚴司令馬良捕殺了山東回民外交後援會馬雲亭等三人。”
他們不是提倡科學民主嗎？為什麼一聽到批評意見就暴跳如雷、大打出手？這不是民主，這是法西斯。
三、五四的教訓與憲政道路
如果五四是追求憲政的，中國當時就有可能實現憲政。當時的政府對民眾是很溫和的，是願意傾聽民眾意見的。軍隊中一些將領對民眾也是開明的，吳佩浮還發表通電，主張對學生要寬大處理。中外“反動勢力”根本就沒有鎮壓民主訴求的意向和行動。更重要的是，當時已經確立了言論、出版自由，遊行、示威自由，集會、結社以至組織政黨的自由，如果五四運動的領袖集團和骨幹力量真心誠意地要求實現民主憲政，是會取得極大成果的。
遺憾的是，五四運動的主力僅僅空喊民主口號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民主訴求，比如改善民生，元首直選，改選國會，擴大選舉權範圍，公正選舉，裁減軍隊，軍隊國家化，保障司法獨立，行政公開，嚴格財政程序，等等，一個也沒有提出。不僅如此，他們的民主口號也僅僅裝在手電筒裡，只用來批判別人，不用來要求自己，在自己內部沒有任何民主表率行為。
更有甚者，他們歪曲事實，栽贓陷害，挑撥是非，煽動暴力，這樣，運動的發展就與他們高喊的民主口號南轅北轍，相去十萬八千里了。
帝國主義以及中國政府明明願意傾聽民眾的意見，陳獨秀卻根本否定巴黎和會和國內的南北和談，說“兩個和會都無用”，並於5月26日在《每週評論》第23號上發表文章（即《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》），號召“用強力”“打倒”當時的軍閥政府。在五四運動的全過程中，中央政府一槍未發，一人未殺，你陳獨秀有什麼理由要“用強力”打倒政府？是的，人民有暴力革命的權利。但是，在政府願意妥協、願意改革的條件下，人民就自然失去了暴力革命的權利。陳獨秀是何等聰明之人，這樣的道理也不懂嗎？是假裝不懂還是利令智昏？
實現民主憲政的歷史進程沒有完結，面對未來，我們必須記取五四運動沉痛的歷史教訓。
第一，文學家不能領導政治運動。文學家的特點是想像力豐富，缺點是容易用想像代替事實。文學家參與群眾運動，可以活躍氣氛，激勵士氣，是完全可以的，但是文學家領導群眾運動則會用想像代替事實，制定出不合事實的目標、綱領以及計畫，導致運動失敗甚至完全走向反面。
當時明明有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、遊行、示威的自由，有辦報紙和組建政黨的自由，魯迅卻說當時的社會是“鐵屋子不透氣”。明明沒有王敬軒這個人，錢玄同、劉半農等人卻能捏造出一個王敬軒，並煞有介事地聲討批判反動文人王敬軒。你們說，這樣的文學家怎能領到群眾運動嗎？
第二，意圖推進民主憲政的人，自己必須首先按照民主憲政的規矩辦事，要求政府做到的，自己必須首先做到。比如，你要求政府不要以言治罪，那麼你自己首先要能寬容不同意見，不要一聽到批評就罵娘甚至動拳頭；你要求政府不要腐敗，你自己首先就不能搞腐敗；你要求政府依法辦事，你自己首先要依法辦事；你要求政府向民眾妥協，那你自己首先應當學會妥協；你要求政府不要搞冤假錯案，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不搞冤假錯案，不冤枉任何人（包括政府）；你要求政府實行民主變革，那麼在你的小圈子裡，你就應當實行民主變革，不搞個人獨裁。也就是說，不能將民主憲政裝在手電筒裡，只照別人，不照自己。只有我們大家都放棄手電筒主義，社會才會進步，民主才能上軌道。
第三，遇到開明的、願意向民眾妥協的政府，應當盡力合作，不要拆台。
2007年5月21日晚在河海大學學術報告廳的演講【劉大生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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